近日，一則"天價罰款45萬"的新聞引發社會廣泛關注。某地市場監管部門對一家小型餐飲店開出45萬元罰單，理由是"使用過期食材"。這一處罰金額遠超涉事店鋪年營業額，引發輿論嘩然。隨著事件發酵，監管部門最終宣布"重新調查"，但這場鬧劇背后折射出的深層問題，卻遠非一紙"重新調查"能夠解決。

從表面看，這是一起執法過當的個案。45萬元罰款對于一家小餐館而言無異于滅頂之災，與"過罰相當"的法律原則背道而馳。但剝開表象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套扭曲的執法邏輯——某些地方執法部門將罰款異化為創收工具，將執法異化為"執罰"。

在這種思維下，罰款金額不再與違法情節、危害程度成正比，而是與部門"創收指標"掛鉤。當執法變成"生意"，權力與權利的平衡自然被打破。 深入探究，這種"天價罰款"現象背后是行政裁量權的失控。

我國《行政處罰法》明確規定，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，與違法行為的事實、性質、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。但在實際操作中，一些執法人員將"可以罰款"等同于"必須罰款"，將"從重處罰"等同于"頂格處罰"，完全忽視了比例原則這一行政法的"帝王條款"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某些地方甚至將罰款金額與執法人員績效掛鉤，直接刺激了"執罰經濟"的畸形發展。 從社會影響角度審視，"天價罰款"的危害遠超個案本身。

一方面，它嚴重挫傷了市場主體的經營信心，尤其對中小微企業而言，一次不合理的重罰就可能意味著多年心血付諸東流。

另一方面，它也侵蝕了政府的公信力，當公眾看到執法標準如此隨意、處罰力度如此懸殊，自然會對法治的公平性產生質疑。

更深遠的影響在于，這種"執罰經濟"扭曲了執法初衷，使"糾正違法行為"的執法目的讓位于"完成罰款指標"的功利追求。

回到這起45萬元罰款事件，當地監管部門雖已表態重新調查，但公眾期待的不僅是個案的糾偏，更是制度的反思與重構。

首先，必須健全行政裁量基準制度，通過細化量化標準，壓縮"拍腦袋罰款"的空間；

其次，應建立罰款聽證制度，對重大處罰決定引入公眾評議機制；再次，要徹底切斷罰款與部門利益的關聯，嚴禁將罰款作為考核指標；

最后，還需完善行政救濟渠道，降低維權成本，讓每一個市場主體都能對不公處罰說"不"。

天價罰款事件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了行政權力運行的失范。在建設法治政府的今天，我們需要的不是運動式執法、創收式執罰，而是秉持謙抑審慎的執法理念，在維護市場秩序的同時，也守護好每一個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。

只有當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，權利才能得到真正的舒展。

這起45萬元罰款風波，應該成為推動執法規范化、法治化的一個契機，而非又一場不了了之的輿論喧囂。